明清时期苏州的刻书与藏书（五）
七、版画的崛起 明末清初，继金陵版画后，苏州版画以刘君裕、郭卓然、鲍承勋、朱圭等雕版名家联袂问世的精品杰作，巍然崛起。 朱圭，字上如，苏州人，居阊门专诸巷，为康熙间吴中名匠，镌图以纤丽工致著名。康熙间设柱笏堂，雕刻版画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刻刘源绘《凌烟阁功臣图》，有唐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八人像，吴伟业称其人物气象仿佛，衣装瑰异，可与以人物画冠绝古今的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媲美。康熙中选入内廷，在养心殿供事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，宫廷画家焦秉贞画《耕织图》四十六幅，就是由他和另一位雕刻好手梅裕凤镌刻上版。画面村落风景，田家耕作，村妇弄蚕，一一曲尽其妙。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，朱圭又主刀雕刻王原祁、宋骏业画《万寿盛典图》，高超精湛的技艺，使他获授鸿胪寺叙班一职。 清初苏州书坊文喜堂，今知刻有《秦楼月》及《二分明月集》《名媛题咏》等，以前者最为知名。《秦楼月》是清初吴县戏曲作家朱皬的作品，朱皬，字素臣，号笙庵，与同邑李玉、扬州李书云友善，所作以传奇《双熊梦》（一名《十五贯》）最有名，是苏州派的重要作家。《秦楼月》的版图出自苏州画家顾见龙之手。顾见龙，字云臣，一作云程，苏州太仓（一说吴江）人，寓居虎丘。康熙初以写真供奉内廷，名重京师。绘画以人物见长，朱彝尊曾看见他所画江苏巡抚汤斌像，其子孙一致说酷肖乃祖。 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苏州贮花斋刻吴下宛瑜子辑《吴姬图象》，卷首冠图三十二幅单面画，分别图绘吴中名姬凭栏、弹棋、抚琴、披古、春游、走马等情状，并标以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科举殿试录取次第的名目。其图画面景物布局简洁合理，富有诗意，人物颀身细腰，神情体态细腻逼真。无论绘画、雕刻，都具有较高的水平。 次年，阊门钱益吾萃奇馆刊行《金陵百媚》，题明叶某撰，冯梦龙评。卷首冠图二十四幅，单面，题“百媚图象”，分别图绘金陵女子玩梅、灌兰、拈花、郊游、鸣燕、问花等情状，亦以科举殿试录取次第标目。从内容、形式和刊行时间看，应当是《吴姬图象》的姐妹篇。 乾隆以后，小说戏曲的插画开始逐渐衰落，而民间木版年画异军突起，以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传统风格，创造了极为辉煌的艺术成就。其时，北方天津杨柳青和南方苏州桃花坞的年画行销全国，驰名中外。 苏州木刻年画，缘起明代，至清初在虎丘、山塘、枫桥一带已成规模，雍正、乾隆时发展最盛。咸丰间，其地大火，遂迁至城中桃花坞，以后一直习惯称为桃花坞年画。那时，苏州经营年画的商号坊铺很多，仅从现存年画的署款，就有王荣兴、文和斋、张星聚、朱荣记、文仪斋、墨香斋、老文仪澜记、沈文雅等数十家。苏州年画的题材很多反映苏州本地的人文风情，著名的有“姑苏玄妙观”“苏州万年桥”等。尤其是万年桥乾隆五年（1740）十一月竣工，第二年三月年画就已经刊行应市了。当然，更多的是那些吉庆寓意的题材，如百子全图、百凤朝阳、麒麟送子等。 郑振铎在《中国版画史序》中评价桃花坞年画在中国版画史上的地位时说：“桃花坞者，在苏郡城之北隅，独以刊印‘年画’‘风俗画’有名于时。自雍正至清季，坞中诸肆，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。盖自徽派版画式微后（乾隆以后徽派刻工无闻焉），吴中刻工则起而代之矣。” 八、乾嘉时期的学者刻书 乾隆、嘉庆近百年间，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，其标志是考据学的辉煌，一大批学术大家联袂崛起。其时，苏州学者云集，是考据学显赫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南昌学者、藏书家彭元瑞在吴为学使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正月，嘉定钱大昕在苏州主讲紫阳书院，当时顾千里、钮树玉、瞿中溶、顾莼等一批吴中文士俱在紫阳书院就学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十月，段玉裁迁居苏州阊门外下津桥，多与钱大昕过从，盛称江沅与顾千里为苏州“二俊”。而嘉定王鸣盛侨居苏州阊门外庞家弄，海宁陈鳣侨居苏州城西，扬州江藩侨居吴县渌水桥。 这批学者聚居苏州，无一不是以藏书为媒介，学术为纽带，彼此互通有无，交流切磋，形成气氛浓郁的考据学研究中心。考据学研究需要丰富的古书古本的支撑，这又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刻书活动的繁荣。这时的苏州，贩书之肆林立，藏书之家遍布，书业繁荣。其中的中坚人物为黄丕烈、顾千里。 校刊古籍除了彰显学术以外，还能以保存古籍之功传名于世，这一点尤为藏家所看重。张之洞的《劝刻书说》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：“凡有力好事之人，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，而欲求不朽者，莫如刊布古书一法。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，延聘通人，甄择秘籍，详校精雕，其书终古不废，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，如歙之鲍，吴之黄，南海之伍，金山之钱，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，岂不胜于自著书、自刻集者乎？” 张之洞所说的“吴之黄”就是黄丕烈，更准确地说是他校刊《士礼居丛书》所为。黄丕烈曾收得宋本《仪礼注疏》各一本：严州经注本和景德单疏本。“仪礼”又称“士礼”，遂以“士礼居”名斋。嘉庆中，黄丕烈从家藏宋本中遴选二十种，请好手精心影写重刻，并委任顾千里专事校勘。刊行后产生了比汲古阁影宋抄本更大的影响。严州本《仪礼》亦被选入丛书，其字画精整，神韵飞扬，不亚宋刻。行家称为真迹下一等的善本，完全是名副其实的。 顾千里，名广圻，号涧薲，以字行，室名思适斋，元和人。据李兆洛墓志铭记载，为陈黄门侍郎顾野王的三十五世孙。千里早年师从江声，得惠栋经学、小学之萃，精校雠。从兄顾之逵小读书堆藏宋元本大都经他校勘订正。当时官宦、学者如孙星衍、张敦仁、黄丕烈、胡克家、秦恩复、吴鼒等，无不推重其学，先后延主刻书。顾千里每校勘一书，都要综合考订的内容，撰为考异或校勘记，津逮后学，名声愈显。以其校勘之精严，考订之翔实，一时推为宗匠。 常熟张家是毛氏、钱氏以后继起的藏书世家，张海鹏借月山房，张金吾爱日精庐，先后以刊刻古书善本腾声于乾嘉间。 张海鹏，字若云，号子瑜，室名借月山房。乾隆监生。他生性喜书，无意仕进，有心古学。在日与古书为伍的生涯里，很快悟出一个道理，就是“藏书不如读书，读书不如刻书。读书只以为己，刻书可以泽人。上以寿作者之精神，下以惠后来之沾溉，其道不更广耶”。光绪初，张之洞在《书目答问》中发挥的“劝刻书说”，实际上就是张海鹏这一思想的再次申述。从此张海鹏就以刊刻古书善本为己任，先后汇刻《学津讨源》《墨海金壶》《借月山房汇钞》等丛书及大型类书《太平御览》等。《学津讨源》系增减毛晋《津逮秘书》而成，嘉庆十年（1805）照旷阁刊本。《墨海金壶》多选宋元人著作，《借月山房汇钞》则专门收录明清学者的著述，凡十六集一百三十七种。内容广泛涉及经学、杂史、史评、地理、传记、杂家、艺术、谱录、小说家、诗文评等。其收录标准，他在自序中规定为三必：“论必雅而不俚，事必信而可考，言必实而可施诸用。”嘉庆中刊行问世后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张金吾，字慎旃，别字月霄，室名爱日精庐。十三岁时父亲去世，一直由叔父张海鹏教育长大，参与校勘《太平御览》等，在藏书刻书方面，深受提携和影响。特别在刻书思想上，金吾与叔父持完全一致的观点，他在影抄宋刊本《北山小集》的题跋中说：“古之人读书稽古，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，难矣！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，而历七八百年，几经兵火，旧椠如新，抑又难矣……乃谬为爱护，秘不示人，甚无谓也。”所以，张金吾决心做有为之事，利用自己八万余卷藏书，通过编辑刻印，将爱日精庐中的精华公诸于世。数十年的辛勤坚持，张金吾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长长的书单：编辑《诒经堂续经解》九十一种一千四百余卷，《金文最》一百二十卷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五百二十卷等。
黄镇伟撰选自《苏州文化概论——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与发展》第十八章苏简亚主编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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