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期苏州的刻书与藏书（三）
四、明末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 明末清初，常熟涌现了几位名冠江南乃至全国的大藏书家和名刻书家，毛晋汲古阁就是其中最著名者。 毛晋，原名凤苞，字子晋，号潜在，晚号隐湖，常熟横泾（今沙家浜）人。常熟毛氏是富有田产的大地主，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。毛晋一生未涉仕途，仅以秀才的身份，凭借家中丰厚的田租收入，终身从事藏书刻书的文化传播事业。汲古阁是毛晋藏书刻书的地方，坐落在七星桥东湖的南侧，有湖光山色之胜，而无市廛车马之喧。阁中上下各三楹，楼上分十二架排列藏书；楼下与厢廊是刻书之所，阁后一楼九间贮藏书板。周围建绿君、二如两亭，前后种翠竹，左右植花木，毛晋延聘的学者名家就在亭中校对图书。据统计，自明万历设肆至清初四十多年间，汲古阁刻书近六百种，雕刊华美，世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，名动士林，因有“毛氏锓本走天下”之誉。 汲古阁刻书，无论是数量、种类，还是雕印质量，都是古代民间刻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家名坊。毛晋不仅自己刻书，还代人刻印，如为张溥刻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《南史》，为王象晋刻《群芳谱》，为钱谦益刻《列朝诗集》，为乡贤冯班刻《冯定远全集》，为李玙刻《群芳清玩》，为张潜刻《苏门六君子集》等等。如果颁发古代民间刻书英雄榜的桂冠，汲古阁是当之无愧的。 毛晋刻书，始于天启年间，年方弱冠的毛晋在七年之中，刊行了《剑南诗稿》《神农本草经注疏》《三家宫词》《风骚旨格》等，初试锋芒。崇祯元年（1628）至十七年（1644）是毛晋刻书的全盛时期，所刻包括经史巨帙《十三经注疏》《十七史》以及《说文解字》等，诗文词曲《唐人选唐诗八种》《元人十种诗》《宋名家词》《六十种曲》《文选注》《四唐人集》《乐府诗集》《唐诗纪事》等，乡邦文献《吴郡志》《琴川志》《吴地记》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《海虞古文苑》等，以及佛经道藏，大型丛书《津逮秘书》等。 汲古阁所刻书，版心下端皆镌有“汲古阁”或“绿君亭”字样。明末以来流传甚广，至如叶德辉所见“光绪初元，京师、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”，因其习见而随意购得数种。当他民国初撰写《书林清话》时，又悔当年“等夷视之”，于日见珍贵的毛刻初印之本失之眉睫。虽然叶氏仅是从初印本珍稀这一收藏价值来谈的，但亦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汲古阁本愈显出其固有的文化价值。 从历史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毛晋刻书的文化意义，至少有两点是应该予以特别提出的。其一，影响研究、刊书的风尚。如大规模汇刻词集，毛晋的《宋名家词》是宋以后的第一家，直接影响了清代词集刊刻之风，为后世宋词研究保存了宋词创作的历史原貌。其二，保存了大量珍稀古籍的足本。《津逮秘书》是毛晋精心校刻的大型丛书，以所得胡震亨《秘册汇函》残版，加之家藏宋元旧籍，合刊而成。丛书所收以宋元著述为主，毛晋一改明末汇刻丛书随意删削节取之风，百计求取善本、全本刊入。论者评价《津逮秘书》是“人间罕见者”，“嗜书者偶得之，视为拱璧云”。 在长期藏书刻书的实践中，毛晋经过精心研究和试验，创造了一种“影抄”的方法，就是将薄纸覆盖在底本书叶上，照其点画、版式精心描摹下来，务求与原本丝毫不差。这种影抄本与原本基本无异，使得许多深藏私家的宋元善本化身千万，能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长期欲睹不能的读者藏家眼前。毛晋每见世所罕见而藏之故家不能得者，就聘请善抄手，选用佳纸好墨，精心摹写。清孙从添《上善堂藏书记要?抄录》中对毛晋的影宋抄本推崇备至：“汲古阁影宋精抄，古今绝作，字画纸张，乌丝图章，追慕宋刻，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。”《天禄琳琅书目》特辟影宋抄本一类，置于宋版之后，元版之前，所录多汲古阁本。北京文禄堂主王文进辑《明毛氏写本书目》，著录毛晋、毛扆抄本凡二百四十种，据瞿冕良先生估计，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。 毛晋卒后，其季子毛扆继承家学，将刻书事业延续至清康熙年间。毛扆之后，毛氏家族已无人能以纯粹真挚的爱书情怀，来继续维持汲古阁这块江南藏书刻书第一家的名牌，书板开始流落，《十三经注疏》的版片归同邑席氏，《十七史》版片归苏州扫叶山房，《八唐人诗》版片归山东赵执信，《十元人集》版片归无锡华氏，《说文解字》版片归苏州钱景开萃古斋，等等。汲古阁这座江南名楼约在乾隆年间倾圮。 五、汇刻唐诗，独领风骚 明初，长乐高棅选编《唐诗品汇》，引宋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之论，将唐诗发展划分为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四期，对弘治、正德及嘉靖、隆庆时期前后七子“诗必盛唐”的主张，以及有明一代编刊唐人诗集都产生较大的影响。弘治以来，苏州的刻书活动正逐渐进入一个高峰期，而此时的两位苏州进士、诗人徐祯卿和王世贞分别成为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，这无疑激起了苏州刻书家编刊唐人诗集的热情。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，自正德年间起，苏州编刊的唐诗合集陆续行世，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一抹亮色。 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吴门陆氏刊印《唐五家诗》，辑录中山郎士元，丹阳皇甫冉、皇甫曾兄弟，延陵包何、包佶兄弟五人诗六卷。稍后，陆汴辑刻《广十二家唐诗》，一名《中唐十二家诗集》。 嘉靖中，松江朱警辑刻《唐百家诗》，凡初唐二十一家，盛唐十家，中唐二十七家，晚唐四十二家。卷首《诗目》后有朱警识语，称“先大人驰心唐艺，笃论词华，乃杂取宋刻，裒为百家”。现代藏书家傅增湘曾从北京隆福寺得到自清内府流出之本，检卷中有正德袁翼跋语，又察其字体刊工亦与正德刻本相类，因此怀疑此书由吴中袁氏首先汇刻，其后逐渐增加，至朱警乃裒集增为百十二家。袁翼，字飞卿，吴县人。正德举人，然终身不仕。文震孟在《姑苏名贤小记》中为这位爱书的寒士留下了一份历史记载：“尝曰：‘吾于世万事可捐，惟积书艺菊不能忘情。’或时糦爨不继，回视所有，欣欣自乐。”据记载，袁翼曾刻印多种唐人诗集，如《皇甫冉诗集》《皇甫曾诗集》等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其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所刻《王昌龄诗集》。可见，傅增湘的推测是有依据的。 据《国史经籍志》记载，黄省曾学诗于李梦阳，刻有《三十六家唐诗》，今国家图书馆藏其长庚堂正德七年（1512）刻《唐刘叉诗》，未知是否其中一家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省曾弟黄贯曾浮玉山房又刻《唐诗二十六家》。 嘉靖中苏州刻印唐诗合集最有名的应是铜活字本《唐五十家诗集》，其书汇集唐太宗、虞世南、许敬宗等五十家诗集，但其书既无印行者姓氏，亦无印书牌记。考黄贯曾《唐诗二十六家?自序》曰：“洞庭徐太宰刻陈、杜以下十二家，迩毗陵蒋氏刻钱、刘而下十二家，翼徐刻行世。”文中“毗陵蒋氏”是指武进蒋孝，曾任户部主事，于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刻印《中唐十二家诗集》。而“洞庭徐太宰”则是指吴县洞庭西山人徐缙。徐缙，字子容，号崦西。王鏊女婿。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。徐缙与前七子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等皆有交往。常熟铁琴铜剑楼旧藏明刊《宋之问集》二卷，其版心有“崦西精舍”四字，正与黄序中“洞庭徐太宰刻陈、杜以下十二家”之说吻合。何良俊在《四友斋丛说》卷二十四、卷三十六先后提到“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《李端集》亦有此诗”、“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诗《李颀集》中”。何良俊与徐缙同时，所记应该是可信的。同时，徐缙又曾以铜活字印行过《曹子建集》十卷。这种种迹象，足以证明《唐五十家诗集》乃徐缙所刻。 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吴县甫里许自昌霏玉轩辑刻《前唐十二家诗》二十四卷，录初唐四杰、陈子昂、杜审言及岑参等初唐十二家诗各二卷。崇祯间，毛晋汲古阁先后辑刻《唐人八家诗》、《五唐人集》、《唐六名家集》四十二卷、《唐四名家集》十二卷、《唐三高僧诗》四十七卷、《唐人选唐诗八种》等。 苏州这种合刻唐诗的风气，绵延入清，其规模扩大至百家，蔚为壮观。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，洞庭席启寓琴川书屋辑刻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三百二十六卷，录刘长卿以下百家诗。据宋刊本募工雕版，取大历、贞元迄唐末，广搜博征。孙星衍《廉石居藏书记》称“唐人诗集各有原书，名目一时汇萃不易，赖有此集得见宋刊规模”。近两百年后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元和江标灵鹣阁又辑刻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七十二卷。
黄镇伟撰选自《苏州文化概论——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与发展》第十八章苏简亚主编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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